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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艳芳:韩非的法治教育思想与秦代教育

时间:2019-12-31 22:22     来源:秦文化论丛     作者:花艳芳      点击: 次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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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:商鞅变法是秦政治思想法家化的标志。从秦孝公开始,秦历经五代至秦始皇统一全国,法家 思想一直作为秦的统治思想而存在。秦始皇在浓厚的法治社会环境中成长,法家思想对其影响极其深刻,尤其是集法家思想大成的韩非法家政治思想体系,深得秦始皇的赏识。

 

  商鞅变法是秦政治思想法家化的标志。从秦孝公开始,秦历经五代至秦始皇统一全国,法家 思想一直作为秦的统治思想而存在。秦始皇在浓厚的法治社会环境中成长,法家思想对其影响极其深刻,尤其是集法家思想大成的韩非法家政治思想体系,深得秦始皇的赏识。这主要 表现在,秦始皇统一全国后,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深深印有韩非的法治思想和法治理论的烙印,尤其是在教育方面,则完全采用了韩非的“以法为教”“以吏为师”的教育改革主张 ,由此而形成的一套“学吏制度”(也称吏师制度),最终成为秦代教育的基本模式,使秦 代教育纳入了官方的轨道,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本文拟通过对韩非法治教育思想的分析,试图对秦代教育作一简单考察,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,加之以往有关秦代教育方 面的记载不多,不足之处,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。

  一、韩非的法治教育思想

 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,他总结前代法家的政治主张,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法治理论。他 “是一个极信历史进化的人”[1],反对保守和复古。他把古史分为上 古、中古、近古三个时 期,每一时期,有那时期的需要,便有那时期的事业。他说:“上古之世,人民少而禽兽众 ,人民不胜禽兽虫蛇。有圣人作,构木为巢,以避群害。而民悦之,使王天下,号之曰有巢氏。… …中古之世,天下大水,而鲧禹决渎。近古之世,桀纣暴乱,而汤武征伐。今有构木钻燧于 夏后之世者,必为鲧禹笑矣。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,必为汤武笑矣。然而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,必为新圣所笑矣。”[2]就是说,如果时代已进入 “中古”,还有 人提倡“构木为巢”“钻燧取火”,必然为鲧禹所笑。如果到了殷周时代,还有人决渎排水 ,必为 汤武所笑。现在如果还有人称赞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武的功德业绩,也必为新圣所笑。所以韩非得出结论:“是以不期修古,不法常可。论世之事,因为之备。”又说:“故事因于世, 而备适于事。”[3]“事”指事务或问题,“世”指时代,“备”指处 理事务或问题的办法。 “事”因“世”的不同而不同,“备”因事的不同而不同。古代的东西不适于今,所以“不 期修古”。本来没有“常可”的东西,所以“不法常可”。此外,为了证明他的历史进化论 观点,他还用了一则“守株待兔”的寓言故事说明“世异则事异,事异则备变”[4]。韩非用这么多事例证明他的历史进化论观点,无非是要说明,时代不同,社会的政治、经济等制度 都要随之而改变。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同样为他的教育改革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

  韩非强调教育改革,他认为只有实行法治,才是强国之根本。他说:“国无常强,无常弱, 奉法者强则国强,奉法者弱则国弱”[5]。而要想实行以法治国,就必 须实行法治教育,使全 国的老百姓都知法、守法,用国家的法令来统一思想、舆论和全国人民的行为。他说:“法 者,编著之图籍,设之于官府,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”,“是以明主言法,则境内卑贱不闻知 也”[6]。“法莫如一而致,使民知之”[7]。他还 主张各级官吏要学习和精通法律,做到“法 勤饰于官”,以便经常向老百姓作宣传。他说:“法也者,官之所以师也。然使郎中日闻道 ,於郎门之外以至于境内日见法,又非其难者也。”[8]最后他提出“ 明主之国,无书 简之文,以法为教,无先王之语,以吏为师”[9]的法治教育主张。为 了强调法治教育,使他 的教育改革绝对化,他完全否定过去,猛烈抨击儒墨之学及其他一切学说,他认为儒墨之学是“愚诬之学”。他说:“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,皆自谓真尧舜。尧舜不复生,将 谁使定儒墨之诚乎?……不能定儒墨之真。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,意者其不可必乎?无参验而必之者,愚也;弗能必而据之者,诬也。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,非愚则诬也 。愚 诬之学杂反之行,明主弗受也。”[10]不仅如此,他还对商管之学 ,孙吴之书等进行了攻击 。他说:“今境内之民皆言治,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,而国愈贫。言耕者众,执耒者寡也。境内皆言兵,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,而兵愈弱。言战者多,被甲者少也。故明主用其力,不 听其言;赏其功,必禁无用。”[11]此外,他还把智者之言说成是 “微妙之言”,斥之无 用。他说:“所谓贤者,贞信之行也。所谓智者,微妙之言也,微妙之言,上智之行难知也。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,则民无以识之矣。……故微妙之言,非民务也。……必禁 无用。”[12]本来韩非的历史进化论观点还是有进步意义的,但是 他把这观点用在教育改 革上,特别是他把一切“微妙之言”“商管之法”“孙吴之书”都看做是“无用”的禁 品,主张禁绝,就未免有些偏颇。

  他的这种极端学说后来被他的同门弟兄李斯所采用,于是出现了秦代的“焚书坑儒”之文化 大劫,这是他的法治教育主张所造成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恶果。然而,韩非的法治教育思想所强调的施用强制手段的主张,为秦始皇实施专制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,所以深得秦始皇的赏 识,“人传其书至秦,秦王见《孤愤》《五蠹》之书,曰:‘嗟 乎,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,死不恨矣![13]’秦始皇统一全国后, 下令废黜诸子百家,独以法家“为定于一 ” 的标准,使秦代的文化、教育均纳入了官方的轨道,使法家思想成为官方法定的惟一意识形态,并且把韩非的学说作为秦代的“官学”,至此,法家的教育思想在秦代取得了独尊的地 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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